“十三五”農業補貼政策的調整
農業補貼的對象、標準、數額會直接影響到農民的收入，比如種糧直補;
同時，也會左右農產品的市場價格的形成機制，等于間接影響到大家的收入;
另外，農業補貼其實也代表了國家政策的指揮棒和今后產業結構調整的發力方向。
1從“四項補貼”到“三項補貼”舊“普惠制”四項補貼
包括良種補貼、種糧直補、農資綜合補貼和農機購置補貼。
新三項補貼
2004年開始實施農業“三項補貼”，今年5月開始，財政部和農業部聯合印發的《關于調整完善農業三項補貼政策的指導意見》，進一步完善了“三項補貼”的實施。
在舊補貼中，農民只要擁有政策性承包地，不管種不種地、種不種糧，每畝地每年基本上都能拿到90元左右的國家補貼，而靠流轉土地種糧的人，卻拿不到補貼。
雖然一度為農民解決了收入不高的實際問題，但補貼不能對大家的種糧積極性帶來正向激勵作用。隨著外部環境的變化，已經不能適應新時期的客觀需要。
新補貼支持對象為主要糧食作物的適度規模生產經營者，重點向種糧大戶、家庭農場、農民合作社、農業社會化服務組織等新型經營主體傾斜，體現“誰多種糧食，就優先支持誰”。
從“最低收購價”到“目標收購價”
從9月下旬開始，國家在時隔八年之后首次調低了玉米的臨時收儲價格，從之前的每斤1.2元下調到1元。
射陽縣臨海鎮興盛村秋收。
整整10畝稻田，一個67歲的老人，咋割？
瞇眼望著金黃的稻田，戴啟樓卻一臉輕松：“我老頭子一個人收割足夠。”
老戴是江蘇省射陽縣海河鎮三河村農民。擱兩年前，老戴一到收獲季節就犯愁：兒子兩口子在外打工，老伴身體又不好，他一個人四處找人幫忙收割不說，更鬧心的是，滿地秸稈往哪里堆。“那一年，鄰居在地里燒秸稈，就隔一條小水溝，差點沒把我家的稻田給燒了。”老戴現在想起都有些后怕。
今年好了，不但收割輕松了，秸稈也再不用焚燒了。因為，從去年開始，老戴的村子實行了“聯耕聯種”。
射陽的“聯耕聯種”，破解了中國農村屢見不鮮的一種困局：一群五六十歲的老人，在各家幾畝零散的玉米地里、稻田里忙著收割，子女和孫輩們則早已遠離土地，在遠方的城市里打工掙錢……
地該怎么種？
擺在農民面前的路大致有兩條：一是多年來的家庭分散經營，最多只能借助小型農機；一是土地流轉給大戶或企業去規模經營，自己收取租金。
發展現代農業必須向規模要競爭力，第二條路自然而然地成為很多地方轉變農業發展方式的主渠道。
然而，幾千年來沉淀在農民心底的土地情結，令眾多農民尤其是中老年農民存在“惜地”心理，加上土地流轉中一些損害農民利益情況的影響，很多農民依然固守著分散經營的傳統模式。在農業大縣射陽，160萬畝的耕地，多年來土地流轉的面積只有25萬畝。
有沒有第三條道路，讓農民既可以不流轉土地，又可以分享規模經營之利？
射陽縣為此探索了3年，探索出“聯耕聯種”模式：一家家分散的土地，拆除田埂后連起來，聯合實行大農機作業，基本實現了另一種意義上的規模化經營。
看似簡單的做法背后，卻是對我國農村土地經營由“散”到“統”的重大突破。
“三農”問題專家賀雪峰評價：“射陽聯耕聯種實現了分散農民為主體的農業現代化，它將推動中國農業一次新飛躍！”
中央農辦有關負責人表示：聯耕聯種既保留了千萬農民家庭經營的內核，又得到了農戶間聯合合作的好處，有效發揮土地規模化、集約化的優勢，為我國6.2億畝平原宜耕耕地提供了可借鑒的經驗。
無心插柳
劉古成他們沒想到，自己的小小創造，竟引起縣農委的關注
與當年安徽鳳陽小崗村“包產到戶”類似，射陽的聯耕聯種最早也是源自農民的創造。54歲的興橋鎮青華村農民劉古成，是這一變革的參與者。
劉古成家有兩塊責任田，前些年是“一家兩制”：一塊僅1畝左右的田流轉了出去，“田塊小，費時費力的，不合算”；另一塊5.7畝的地還自己種，“舍不得啊，流轉出去雖說有三四千元的租金，但一家人吃什么呀？”說到底，老劉還是舍不得丟開土地。
但是，這5畝多田讓老劉很糾結，分田到戶30多年了，這些年收成沒啥增長不說，種起來還一點也不省力！眼看著村東邊國營新洋農場在田里奔跑的大農機，老劉打心眼里羨慕：看人家這田種的，多輕松！咱能不能也把大農機用起來，真正實現機械化？
“一家七八畝，田分五六塊”，因為按照土地肥力、田塊遠近平分，農戶責任田“碎片化”現象在射陽非常普遍。大農機拐彎都拐不過來，怎么能真正用起來？劉古成和一些有同樣心思的村民商量，能不能動員村里地塊相連的幾十戶聯合起來，鏟掉各家的田埂，讓大農機在地里跑起來？
2012年秋天，大農機“隆隆”地開到了青華村四組的地頭，300多畝地，一天半時間就耕完了。劉古成和鄰居們一邊輕松地笑，一邊忙著在各自田頭埋下暗樁，“鏟了田埂，界線還得劃清啊，誰家也不能吃這個虧！”
大農機作業不僅給劉古成們帶來了耕作的輕松，也帶來了好收成。2013年夏收，劉古成家小麥畝產超過1000斤，往年最多也就800來斤。“大農機能深翻，秸稈還田增加了肥力，麥子在冬天也不容易受凍。”劉古成分析豐收的原因。
青華村農民這一自發的生產創造，以一季好收成贏得了大家的擁護，雖然這個創造起初并沒有名字，而只是農民基于對大機械作業的樸素愿望。
劉古成他們沒想到，自己的這一小小創造，很快引起射陽縣農委的關注——農委首先看到了這種生產方式破解“秸稈還田”難題的價值。
秸稈，千百年來都是農民的燃料，如今卻成了農村的老大難。“斤糧斤草啊！”射陽縣農委主任戴亞生說，收一斤稻子就要收一斤秸稈，這么多秸稈現在不燒飯喂牛了，農民最簡單的處理方式就是焚燒。焚燒，就要造成污染；禁燒，這么多秸稈往哪去？戴亞生在鄉鎮工作多年，對基層干部沒日沒夜守在田頭抓禁燒感觸頗深，“嚴防死守啊！”
禁燒抓得再嚴，也終不能解決秸稈出路問題，農民大不了把秸稈推到田頭溝塘河道中，讓其在風雨中慢慢銷蝕。
秸稈為什么不能還田？“以前用小農機，土地就翻那幾厘米深，根本沒法保證秸稈還田質量。秸稈還田，關鍵還要靠大農機深翻，可是每家每戶碎片似的小田塊又怎能容得下大農機？”戴亞生道出了秸稈還田難的尷尬。
2013年夏收，青華村的那片田地令戴亞生他們眼前一亮：破除各家田埂，分散的土地都連成一塊了，大農機就進去了，秸稈就可以全量還田了！
當年秋，射陽在42個村試點推廣這種分散農戶將土地聯合起來耕種的做法，并命名為“聯耕聯種”。“講白了，就是根據農民自愿，將分屬各家各戶又相鄰的土地聯合起來統一耕種，地還是自家的地，耕作卻實現了規模化。”戴亞生解釋。
兩周之前，國家公布了明年小麥的最低收購價格，和前兩年相比保持不變，依然是每斤1.18元(這意味著農民的利潤盡管還在，但空間會越來越小)。
“十三五期間，隨著種糧的人工成本不斷上升，我國水稻、小麥和玉米傳統三大主糧的最低保護價格是否還會下調呢?
姚景源：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十三五”期間針對農產品價格，更多是會采取目標價格。根據國際國內兩個大市場，根據供給與需求的狀況，在主要農產品上確立一個目標價格，政府再采取一定形式的扶持。既有助于發揮市場對于農產品價格的調節作用，也有助于幫助農民朋友在市場中逐漸學會怎樣去遵循經濟規律，怎樣去調整結構，怎樣獲得更大的效益。所以不能簡單講“十三五”期間的主要農產品價格一定就會出現回落。當確立了目標價格，或者針對補貼方式做一些改革，我不認為這樣就意味著農民減收。相反，由于農民的生產作業方式、農業的實際狀況更好地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決定性作用，對于農民來說應該是一個利好的消息。因為它可以讓農民更好地按照市場規律去辦事，更好地去通過對市場的了解、判斷而去有效運作。當棉花、大豆的目標價格試點取得成功后，下一步將會對玉米、大豆、油菜籽、食糖等大宗品種也實施目標價格改革，甚至在確保糧食安全的前提下，對小麥、水稻這些主糧品種可能會逐步過渡到目標價格范圍之內。
從“黃箱”到“綠箱”過渡
十月中旬頒布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明確提出，要“完善農產品價格形成機制，競爭性領域和環節價格基本放開。”
根據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時的承諾，政府對農業的直接補貼不能超過農業產值的8.5%，而現在我們針對有些農產品的補貼已超過8.5%的限制。
這種環境下，把過去對農產品價格的補貼，轉變為對農業科研和農業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補貼，這樣就實現了從“黃箱”向“綠箱”的過渡。
李國祥：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首先，黃箱政策，不僅僅是WTO制定的農業規則，我們作為一個農業大國必須要兌現承諾。其次，黃箱政策所帶來的弊端也使得黃箱政策不可持續，就好比我們的玉米，最低收購價格明顯高于國際價格，我們就發現這個臨時收儲政策已經完全執行不下去了。所以說，我們未來的補貼政策要向著綠箱、向著不扭曲市場這個方向轉化，這一步是必須要走的，也是我們作為WTO規則的遵循者在未來必然會選擇的方向。
在十三五期間的農業補貼方向，將會朝著針對新型經營主體的精準補貼、目標價格補貼和農業基礎設施、以及農業科研補貼的方向去側重和傾斜，這也一定意味著農戶的生產方式和生產結構要轉型升級，以市場為導向調整自己的生產經營行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