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中央一號文件提出，推進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保持農業穩定發展和農民持續增收，走產出高效、產品安全、資源節約、環境友好的農業現代化道路。發展規模生態農業，是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抓手，是對傳統規模經營短板的有效補充。生態農業確保“舌尖上的安全”，提供異質化農產品，實現溢價收入，突破雙重擠壓，需求的針對性更強，供給的有效性更高。適度規模經營是發展現代農業的必由之路。農業規模經營通過綠色品質革命，走生態農業之路，提質增效，實現生態效益、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的統一。
發展生態農業還具備相應的政策環境動力和消費需求動力。十八大以來，生態文明建設已成為全黨全國的重大戰略任務，在生態文明理念引領下，不以GDP論英雄已成為全社會的共識，轉變發展方式的觀念變革和相應行動正深刻影響著工業和農業生產的方方面面。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新的發展理念，全社會對綠色發展更加重視，對“舌尖上的安全”更加關注。伴隨居民收入增長，食品質量安全的意識的加強，對優質農產品的購買力提高，使潛在需求轉變為有效需求。
需求拉動是生態農業發展的主要動力，供給創造需求也是生態農業發展的重要方式。需求拉動傳導到供給推進，才能激發生態農業發展的內生動力。按照市場供給規律，在供給推進方面，需主動實施品牌和營銷戰略。生態農業的價值在于生態品牌，生態農業發展要特別注重生態認證、品牌創造、市場營銷三位一體。政府做好政策和制度供給，減少生態農業發展的交易成本，改革補貼辦法，對“三品一標”的達標基地給予相應獎勵，形成良好的正向激勵機制。
生態農業發展本身就是一個系統工程。生態農業依托生態學和環境保護的科學方法和理念，既注重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技術的應用，注重農業投入品供給管理，更需系列結構性制度供給跟進。生態農業發展需以多元化、專業化、規模化、產業化、市場化為基礎，需要資本注入，更需要集中的產品營銷，資本下鄉與生態經營方式的有效結合才能實現生態農業的長足發展。生態農業需要借用社會資本的力量，發揮市場機制的作用，也需要政府在土地改革等方面大刀闊斧，以完備的土地確權促進土地順暢流轉，實現從碎片化向規模化、同質性向異質性轉變。同時統籌規劃城市發展區域、農業發展區域和生態紅線區域，對環境污染行為實行零容忍，鐵腕嚴律治理污染。
從深層結構改革看，生態農業存在多維鏈式關系。首先是生態農業遞進結構化目標體系：一是從生態農業到生態文明的梯級遞進目標；二是從無公害農業到有機農業的梯級遞進目標；三是從種植業到種養加一體的梯級遞進目標；四是從單一生態標準向相對自然的循環生態農業的梯級遞進目標。在四重遞進目標下，派生出其他功能目標，主要是將全域生態與局域生態相結合，傳統農業與現代農業相融合，通過生態農業的發展，牽引農業發展方式的深刻變革。其次，生態農業不是概念炒作，要實現從生產到營銷、從田間到餐桌的全程無縫監管，建立政府職能部門監管、認證企業負責、生產主體參與、媒體群眾監督的長效管理機制，需要實實在在的結構改革才能完成。第三，生態農業具備高端性特征，這既是由生態農業高端標準決定，更是由有機產品高端需求的市場份額決定的。同時生態農業具有高端牽引作用，即是通過有限規模的生態農業發展，形成梯級價格體系，為一般規模經營拓展發展空間，形成良好的農業經濟生態結構。
總體來看，生態農業發展仍處于初級階段，同時面臨農業供給側改革的共性問題。要發揮好生態農業的引領作用和后發優勢，一些突出問題需要重點解決。一是要解決生態農業經營主體的再造問題，做好以明晰土地權利為目標的確權工作，讓承包戶和流入方同時吃下定心丸，以此為基礎培育多種形式的規模經營主體，重點解決“無恒產無恒心”的問題，進而提升經營主體發展生態農業的自覺性和自律性。二是要形成生態農業多元主體互促共建機制，在調動經營主體積極性的同時，政府也要發揮相應作用，讓多元主體協同發力，建立和完善生態補償激勵機制和監管約束機制，解決生態農業正外部性與生態產品經營中因道德風險產生的負外部性問題，形成公平透明的市場環境，促進生態農業持續健康發展。三是開展土地質量普查，實施農業面源污染綜合治理和農業環境修復工程，將污染嚴重的區域劃定為禁止農業生產區，守住農業安全生產的底線。四是從具體的供給層面看，要注重生態農業高端性特點，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發展生態農業，不能一哄而起，同時要提供從無公害到有機生態產品不同系列級次的供給。以大生態農業觀尋求生態農業的包容性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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